在古代中国的起居生活中，汉代以前人们不使用椅子。人们最早使用的坐具是席，然后是比较低矮的床、榻。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椅、凳等高足坐具主要是在魏晋南北朝以后逐渐登上历史舞台的。随着椅、凳等高足家具的广泛使用，打破了早期汉地家具的传统样式，组合方式及相应的礼节观念，使整个中国家具发展史发生重大转折。这其中为后世家具设计最为关注的椅子开始出现各种雏形，成为唐宋以后，乃至明式家具椅子造型的源泉。

　　椅子一般认为起源于西方，现存最早的椅子是古代埃及第四王朝王后赫特菲尔斯陵墓（公元前2600年）发掘的黄金扶手椅子，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当时的椅子造型已经相当完善了（图1）。在后来的古代希腊、古代波斯等地也都相继有使用椅子的实例出现。这种椅子也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新疆，英国人斯坦因在楼兰和尼雅都发现了希腊雕刻式的木椅（图2、3）。

　　汉魏以前，在人们的起居生活中、无论是席地，还是坐床，都以跪坐为合乎礼的坐姿。箕踞，则是极不礼貌的行为举止。并且，还形成了一整套以跪坐坐姿为基础的约束人们行为　方式的礼仪制度。所以，类似椅、凳等可供人踞坐的高足家具虽有传入，但其使用者往往会遭到社会道德与舆论的谴责，而难以在社会上推广。据《后汉书·五行志一·服妖》郑二十三所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服妖也。其后董卓多拥胡兵，填塞街衢，虏掠宫掖，发掘园陵。”这里的胡坐应该指的就是交胫而坐的垂足方式。《后汉书》中有关胡坐、胡床等的记载，史家是将其作为亡国　征兆来评述的，足见其严重性。所以，在汉代以前，还不具备广泛吸收、使用外来家具样式的条件。

　　但是，西晋末八王之乱引发五胡乱华之后，情况发生了较大改变。以胜利者姿态出现的游牧民族文化对汉文化的冲击远比汉末贵族猎奇式的引进方式猛烈得多，带有变革性质。其影响的结果是：导致北朝社会生活中跪坐礼俗观念淡化，踞坐兴起，从而为高足坐具的引入及广泛应用提供了可能性。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椅子雏形，就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汉字中的“椅”字本意并非指坐具，《文选》有诗：“灵圃耀华果，通衢列高椅”。唐李善注曰：“椅，梓属也。”吕延济注曰：“椅，桐类也”，都是指树。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相关文献记载来看，似尚未使用“椅”字来指代这类既可以垂足而坐，又可倚靠的坐具。但在图像资料中，“椅”已经初具雏形，参考相关文献资料大致可将其分为两类：一是绳床、一类可称之为小床或倚床。

　　魏晋初期，绳床的使用主要集中在佛教僧侣中，然后借助佛教的广泛传播而逐渐在社会生活中普及起来。“绳床”一称见诸于文献约在东晋十六国时期，《晋书·艺术·佛图澄传》九十五：“（佛图澄）乃与弟子法首等数人至故泉源上，坐绳床、烧安息香、咒愿数百言。绳床作用是供当时僧人静坐禅修时使用，据《高僧传·神异下·晋襄阳竺法慧》卷十载：“晋康帝建元年至襄阳，止羊叔子寺。不受别请，每乞食，辄斋绳床自随，于闲旷之路，则施之而坐。时或遇雨，以油帔自覆，雨止，唯见绳床，不智慧所在，讯问未息，慧已在床。”从这则文献分析，绳床是僧人随身必备之具之一，僧人就食，打坐等活动都是在绳床上进行。绳床的样式，主要见诸于一些较为晚出文献。如《太平广记·异僧九·洪禅师》卷九十五所载：“四人乘马、人持绳床一足”，则绳床有四足且不易折叠。又据李白诗《草歌书行》：“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则可知绳床有靠背可以倚。此外，据《太平广记·征应十·王涯》卷一百四十四所载：“宋永宁王涯，家有三怪。……又王涯内斋有禅床，柘材丝绳，工极精巧，无故解散。”这则文献中，斋内的禅床当为供主人入定打坐之用，作用与绳床相同。而其盘以细绳编织，又与绳床字面上的含义相同。所以，此处的禅床很可能与绳床所指是一具。图像资料中，敦煌莫高窟第285窟西魏壁画中的坐具形象正与上述文献中对绳床特征的描述吻合（图4）。而图中所会场景，山林空旷幽静，禅僧微合二目作禅定状，表现地也正是僧侣静坐禅修的情景，所以僧人坐具当为绳床。

　　南北朝时期，绳床不仅是僧侣坐禅修行用的坐具，而且也在一些习禅上的层贵族宅邸中开始出现。唐代以后，随着垂足而坐方式在社会生活中进一步普及，绳床本身的佛教意味着淡化，已经成为上至帝五，下至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坐具。

　　有学者考证认为，椅子的发展轨迹经历了：绳床→倚床→倚子→椅子的过程。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可能不是唯一的答案。如果说椅子是来源于绳床，大概只能算是扶手椅的源头，而靠背椅似另有源头。

　　在北朝时期的壁画与雕塑中大量出现了一种有别于绳床，但同样有靠背的坐具出现。这些图像资料分布于：敦煌莫高窟壁画第275窟北壁北魏塑像、257窟北魏壁画（图5），云冈石窟北魏第6窟的塑像（图6）、敦煌莫高窟第114窟西壁西魏塑像（图7），以及朝鲜三国时代（公元313-668年）高句丽双楹家壁画（图8）。诸多实例的出现，说明在当时北方社会生活使用这种坐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这些坐具的共同特征之一是有靠背而无扶手。除了敦煌莫高窟西魏壁画中座具部分演变为莲座外，其余诸例，座具部分都是采用了汉地传统坐榻的样式。保留了榻的一些特征，但同时又对汉榻做了一些改造。

　　与早期汉榻形制相近的特征是：其一，坐具高度都还比较低矮；其二，坐具多数在两退间保留了门牙脚装饰。

　　相对于早期床榻类家具的变革首先体现在坐具体型缩小。早期用于日常起居的床榻，须适应跪坐，。跪坐的姿势是：两膝着地，两脚背向下，臀部放在脚踵上。保持跪坐时，以两小腿及两脚构成的平面承受全身重量，由此而限定了用于跪坐的坐具，其座深应大于从膝盖到脚趾的长度，而且，由坐姿为立姿时，往往需要手扶两侧的榻面或几案，所以榻在宽度上也不宜太小。比照者考古发掘出土的汉榻实例来看，其体形的都比较大，如：最早的独坐榻实例是河南郸城县出土的西汉石榻，榻长87.5厘米，宽72厘米，高19米。此外，在江苏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还出土了一个实物木榻，长114厘米，宽90厘米，包括四周的围板通高26厘米。用于垂足坐的坐具则不同，作为上身支点的臀部直接与坐具接触，因而对于座深尺寸的限制变小。按现代中国凳椅的尺度标准，座深在40厘米至46厘米已经能够满足家具使用的基本要求。此外，供倚靠的家具特征也要求坐深不能太大，否则倚靠起来就会比较吃力，从而影响坐具的舒适度。坐具体形的缩小、表明人们对传统家具的使用方式发生了变化。并且已经影响了家具本身的形制特征。

　　这些坐具的特征之二是靠背上都使用三角形织物搭挂，汉代图像资料中，床榻的围屏一般不采用这种样式。由于这些织物的覆盖，使我们难以看到织物后面的家具构造情况。但三角形织物同时也提供了追根溯源的线索。在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中也有大量使用三角形织物覆盖靠背的高足坐具，画中佛教人物或倚、或靠姿态各异（图9）。其与北朝石窟壁画中出现的高足坐具之间的传承关系非常明显。古代龟兹是西域东北部地区的佛教中心，克孜尔石窟是龟兹石窟中规模最大的一处，考古学家初步认定石窟的开凿年代是在公元3-7世纪，大致相当于西晋末年到初唐时期，在时代上也与北朝这类家具流行的时间相当。

　　汉地高足坐具与古代龟兹流行的这种高形坐具之间的联系非常明显。汉地工匠对龟兹坐具进行了改进，将坐具的高台在部分，以汉代传统的床榻样式取代，而保留了三角形织物靠背的做法。从而组成了一种既可以踞坐，又可以倚靠的新型坐具，是外来家具中国化的典范。此外，这种在椅背上搭挂织物的习惯对后世汉地家具的使用与装饰也产生巨大影响。五代、宋以后的家具装饰，在椅子上搭挂椅披是一种典型作法。五代名画《朝霞熙宰夜宴图》中所示的六把椅子，有五把是椅披的（图10）。这种三角形织覆盖的坐具，很可能是后世椅子装饰椅披手法的源泉。至于三角形织物背后隐藏的结构，很可能与前述西魏绳床构造相似，是有搭脑的，以便于搭挂织物。 　　南北朝的时期尚未用“椅”作为这种高足家具的代名词使用，这种坐具在当时可能都笼统的称之为“小床”或“倚床”。《北史·尔朱容传》卷四十八载胡羯尔朱容在魏廷明光殿被杀时“荣与天穆并御床西北小床上南坐”，尔朱容世居北秀容尔朱川，未染化俗，北处当为垂足坐，而不称为榻、胡床、筌蹄之类，当与床形似，可能指的就是这种坐具。此外，《宋书·乐志四》卷二十二引《独禄篇》载有：“空床低帷，谁知无人。夜衣锦绣，谁别伪真。刀鸣削中，倚床无施。父冤不报，欲活何为。”这里的倚床显然是一可供倚靠又方便施设的坐具，可能也是指这类家具。

　　无论是绳床，还是倚床、小床，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汉地生活中新出现的坐具样式，皆要视为后世广泛使用的椅子的雏形。其多元化的早期形制，同样在本时期其它各类家具上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也正是由于这种多元化源头的存在，促成了唐宋以后家具样式的极大丰富，其意义影响深远。